根据前述的调查报告，瑞安全市9个重点行业、31家企业执行劳动合同法劳资支出情况是，2008年工业企业劳资成本增长幅度有了惊人的上升，31家企业中职工工资比上年增长15%以上的有18家，增长20%以上的有8家，增长30%以上的有5家。年平均劳资成本每位职工同比增加支出在4000元至7000元之间，最高的一家成长型企业，工人人均增加部分高达9642元。31家企业就劳资成本每年多支出达880余万元，每位职工年平均增加企业支出达5422元。由此算下来，2008年全市工业企业预计需多支出劳资成本16亿至20亿元。
这是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如果说新《劳动合同法》合情合理的话，那么上述企业劳动成本的增加则从侧面印证了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的秘密：这是中小企业最后的一块剩余价值。这何曾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魔方？
花旗银行在其最新一期《宏观中国》研究报告中指出，若不考虑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比美国远为密集的因素，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5%。
劳资之辩
新劳动法实施之后，劳动工资的增加只是把曾经扭曲的关系重新调回到合理的位置和水平。但这一过程总是充满着如下的紧张和焦虑。
本报记者获悉，仅2008年1至3月，瑞安市劳动监察接受劳资纠纷多达292件，同比翻了4倍，其中10家企业发生的争议纠纷是群体性劳资事件。
劳资纠纷也为如下一个背景做了最好的注脚。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份关于农民工最新生存状况研究报告指出，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5天，而工资却比全国职工平均水平低很多，很多农民工加班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有四成以上没领到加班费。
前述调查报告显示，人力成本占据劳动密集型产业比例很高，以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为例，约为30%，而随着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企业要支付加班费，且很难在基本工资上做猫腻等，人力成本所占的比例也大幅度提高。
这种高比例决定了人力成本这一方面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带来企业的利润大规模的降低。
记者在温州调查显示，温州中小企业员工一般每月都是2天到6天的休息，以2到4天的居多(法定是8天的休息)，且大多是固定工资，比如温州市区(含鹿城、龙湾和瓯海三个区及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定最低工资是每月750元。
事实上，750元作为最低工资标准，成为温州诸多企业的基本工资的标准，而有企业将福利津贴等都违规算入最低工资，导致无论工人工作多少，工资基本围绕750元转。
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浙江长城换向器有限公司的一份内部资料显示，“公司各类职工保险增加企业负担450%，预计达396万元，”这其中包括工伤、医疗、失业、养老和生育险(简称5险)，只有住房公积金不用交。
但新增的员工福利最后的结果却是劳资双方都不满意。
“社保要累计缴费15年，退休后才能拿到养老金，这个规定让我们觉得不靠谱，没有安全感。”一位员工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表示。
在调查中，记者也被反复告知，大幅度增加员工福利并没有让企业工人感到满意，瑞安长城公司的一份内部材料称，以外来工缴纳数额最大养老保险为例，“工人在交养老保险时不积极，因为每个月要交100多块钱，并且退保工人只能拿到员工自己缴纳的那部分(工资的8%)，公司交的部分拿不到(工资的20%)，且只能在浙江省内转移，很多员工坚决不交。”
陈则娒对《新劳动合同法》表示支持，认为其对于规范市场用工环境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最关键是《新劳动合同法》的配套措施不到位。比如养老金不能全国流动。”
陈举例说，“养老保险全国统一，养老金网络不健全，导致工人处于消极交保费状态，如果能中央政府统一建成一个类似身份证系统的话，那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尽管《新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九条指出“国家采取措施，建立健全劳动者社会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制度。”但目前相关规定尚还停留在纸面上。
相关资料显示，温州全市332多万的外地务工人员，外来员工的居住证办理、就医问题、子女上学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一个大的瓶颈。
“好的学校不让外来务工子女进，对外来务工子女开放的学校名额又很有限，所以逼迫务工子女选择其它学校，而这些学校就借机收取择校费，这让很多外来务工的农民工选择其它地方。”一位企业负责人对记者如是表示。
减税正当行
一系列的成本问题勾连的是企业家的信心指数。
4月底，浙江省统计局副局长王杰表示，浙江省一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和企业景气指数比去年四季度下降9.9和15.2点，更是比去年同期下降13.9和15.6点。瑞安市企业家协会提供给本报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瑞安全市三大主导行业、六大传统产业，绝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其中20%已经关停，制鞋业已经有1/3歇业。
对付成本问题，此前一直是温州中小企业家得心应手的本领。“去年我们就把结算货币改成欧元了，要不然今年亏损是一定的。”4月30日温州最大的制鞋企业之一的赛纳集团董事长陈则娒告诉记者。
企业微观的紧急行动仍然跑不过宏观紧缩政策的出台行动。对此，陈则娒表示“包括新劳动合同法等政策实施之后，企业缓冲时间没有，空间太小，相关配套措施不完整，给企业带来了较大冲击。”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两税合并之后，虽然所得税比以前有所下降，但是政府的相应措施更快，“两税合并前，我们还可以享受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减免税，但现在这项优惠在两税合并之后已经没有了。”陈则娒苦笑道。
“迟早要实现劳动法，工资高、后勤好、环境好、家属得到安排，越来越人性化发展，这肯定是好事，但企业和员工增加福利支出的同时，政府是不是也要有配套措施呢？”问题浅显，但已经是中小企业主们共同的感受。
本报记者在调查时也获悉，现在企业做慈善已经在温州成为流行。“有些慈善活动，并不是你想出钱就能参加的。”陈则娒告诉记者，“企业家们现在更愿意承担社会责任，但是如果有配套措施会更好。”
除了前述社会保障需要全国统一之外，减税已经成为挽救中小企业边缘行走的主要政府配套措施。
在我国，民营企业的增值税的税率偏高是难以回避的现状。我国现行增值税制把纳税人分为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民营企业大都属于小规模纳税人范畴。其中工业企业征收率为6%，商业企业为4%，表面看，比一般纳税人法定税率的17%、13%低很多，但民营企业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实际上，其税负远远高于一般纳税人。
此外，民营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率偏高。目前，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是33%，另外规定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10万元和3万元以下的，分别按27%和18%的优惠税率征收。虽然这两档优惠税率不是针对中小民营企业制定的，但多数民营企业适用它。尽管如此，这一优惠税率仍然偏高。
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外资企业和国内大型企业优惠待遇多，而中小企业优惠少。如果再算上民营企业税前扣除项目少和经济效益低，根据量能负担的原则，更显得中小企业税收负担重。
在内外资两套企业所得税合并后，按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微利企业实行20%的低税率，企业主们普遍认为，这也显得高了些。因为新企业所得税法的正常税率是25%，比现行税率低8个百分点，而新税法规定的微利企业的20%的低税率，虽然比现行的27%这档税率降低了7个百分点，但比18%那档税率还提高了2个百分点。
可以资以验证的是，即使如前述调查显示，大量的中小企业关停，甚至GDP数据出现了不同程度下滑，但是政府的财政税收仍然呈现高速增长势头。如瑞安市，即使一季度GDP,如果考虑闰年的算法，下滑了5.5个百分点的话，而同期财政总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却分别增长了27.9%和20.9%。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温州、浙江。
在新劳动法作为配套实施之际，“减税正当时”。深圳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秘书长王川流告诉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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