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经济大起大落成为当务之急

温家宝总理7月4日至6日在江苏、上海就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在此期间，他就当前经济形势发表了意见：总体而言，形势是好的，但要在充分看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的同时，又要充分估计和重视面临的困难。

温总理的论断辩证地指出中国经济同时面临机遇与挑战，尤其是自今年以来，此前主要定位于“双防任务”（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开始遭遇新的任务——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

调控任务变化的背后，反映出中国经济依然存在冷热不均、起伏不定之忧，必须以持续不断、常抓不懈的宏观调控来不断控制起、降的幅度。否则，表面的“繁荣”伴随着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并带动原材料等要素价格不断上行，而这种能够自我强化的怪圈一旦遭遇内外部环境突发变故（如美国次贷危机），又会因为有效需求不足或资本离场止损而演化为较长时期、较大范围的金融动荡与经济衰退。

2008年将是中国经济较为困难的一年，上半年的情况表明，比之通胀更为棘手的滞胀迹象似乎有所抬头，其中包括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开始出现回落势头，出口增速更是一反近年常态降至20%以下。这些宏观面上的变化趋势虽可视为此前宏观调控的成果显现，但其在微观层面所带出的副作用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如此前就有报道称，今年1~5月，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同比小幅增长4.3%，增幅同比回落44.8%。此外，全省有超过一万家企业出现亏损，占全省工业企业的26.0%，亏损额207.96亿元，增长49.3%，增幅同比提高25.0%。

中国经济每每经历短暂通货膨胀后迅速出现下行拐点，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即在于长期存在的投资、出口与消费间结构性失衡。2007年，此三者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约为38%、24%与38%。这种增长方式的偏颇，很容易造成生产要素过度投入到包含初级劳动较多、较易实现比较优势但又较难实现技术变迁的部门，以及其他一些远离最终消费甚至边际效应为零的领域。故此，因需求虚增而导致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往往只能由企业自行消化，其利润率恶化所导致的职工消费不足则再次成为下一波失衡的起点。

决策部门为了提高经济运行中的自主性、灵活性而付出的努力值得称道。不过，至少在可观测范围内，这些努力往往因为问题的复杂性，而显得有些左右为难。譬如说，为了遏制低利率环境下的投资冲动以及当下已经出现的通胀趋势，央行应以适度加息进行调整，但在另一方面，加息可能消减政府为使过热行业降温而采取的紧缩货币政策的效力，因为加息将导致更多以套利为目的的资金流入，而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将导致基础货币被动投放，从而使紧缩货币政策效用大打折扣。

自从进入本轮经济周期以来，中国经济所遭遇的问题往往被最后归结为国际收支失衡而导致的货币困局。事实上，作为一个大国，确保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的根本之道应该并且可以从消除内源性固有缺陷入手。不少学者认为，造成当前经济运行障碍的根源是国民收入分配存在问题，财政对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投入不足，低收入群众收入增长不快，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应当说，这是一个颇有见地的判断，最起码，它在大幅调整汇率效果存疑且不太可能付诸实施的情况下，为切实扭转当前局面提供了较为可行的解决思路。

当然，相比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任何理论模型难免都会相形见绌。具体而言，中国的消费不足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它所涉及的收入分配、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环节，横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诸多领域，未必一定遵从于物理世界的线性思维。此外，在中国这样一个转轨中的国家，财税资源的集中以及政府干预的加强，对于未来经济长期增长究竟意味着什么，似乎也有继续讨论的余地和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经济新兴加转轨的特点，正在为不同流派的学术分支提供着观察、分析、判断、实验的丰厚土壤。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观点的充分交流，当能有助于各方克服自身存有的狭隘，不断帮助成长中的中国完善其自我维护、自我稳定的认知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