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越南的一场经济危机，最近让很多生意人谈“越”色变。然而，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相对珠三角来说，浙商这次遭受的影响并不大。他认为，由于珠三角的各项成本高于长三角，而且从地域上看，也更接近越南，所以珠三角的投资商远远多于长三角，而遭受的损失也相对更为惨重。“目前，浙商在越南的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说，“所以浙江企业还未遭受越南金融危机的重创。”
20%的纺织订单
开始“回潮 ”
大概在两年前，中国的纺织订单曾因更廉价的劳动力等成本优势开始向东南亚，尤其是越南流失。
“不过，真是应了那句风水轮流转的话。”浙江东方集团嘉业进出口有限公司职员曹力开玩笑地说，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浙江大概已经有10%-20%的越南订单开始向国内“回潮”。“这个趋势有可能还将增加。”
“越南纺织产业链的不成熟，让很多企业主吃了个闷亏。”曹力认为，纺织业在越南只能算是一个起步阶段。虽然，他们新建的工厂在硬件上已经很完备，但是纺织工人的素质却远远无法和中国工人相比。
据了解，国内发往越南的加工工艺可能只是简单的剪裁和缝纫。像一些印染、刺绣等高难度的技艺，还是主要依靠国内生产。同时，织造是一个高强度的工作，常需要加班加点。但越南的工人却常常拒绝加班。这就导致工厂无法及时向客户交货。曹力抱怨道：“延期一两个月是常有的事，最久的，甚至会拖到半年。”
与此同时，临安华津丝绸有限公司总经理鲜先生却认为“回潮”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成本飞涨。由于越南工厂的主要业务以加工为主，所以原料和配套设备还需要从国内运输过去。尤其是丝绸行业，越南既没有大型的养蚕基地，也不是丝绸的原产地。因此，接近140美元/盎司的石油期货价格，无疑使得运输成本大幅攀升。同时，当地的通货膨胀率在5月创出25%的新高，导致用人成本持续上升。
浙商更珍惜国内生存空间
达利(中国)有限公司是浙江做纺织出口具较大规模的公司之一，它的丝绸出口在浙江甚至居于龙头地位。据达利(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费建明表示说，越南也曾是他们眼中的“香饽饽”。
“几年前，我们就有在越南投资建厂的打算。”在2005年，费建明就曾率着自己的工作团队，实地走访了胡志明市的河内进行考察。当时，当地已经有不少初具规模的服装工厂。“当时国内已经有纺织、服装企业在越南建设生产基地。”为了扩大企业规模，费建明踌躇满志。他决定，如果这次实地考察合格的话，他将拿出数千万元投入到这块热土上。
“谨慎起见，我们先从和当地工厂合作开始。”达利开始逐渐把一些简单加工的订单发往越南。可是没过多久，越南工厂生产的货就出现了问题。
“由于当地的环境，蚊虫比较多。而越南工厂对货物的监管又不严格，所以生产出来的服装上就粘有蚊虫的尸体。”听起来，这是个小问题，但却让达利遭到了客户的投诉，并做出了高额的经济赔偿。这虽然只是一个细节管理，但是费建明他们开始意识到企业投资不应该只看重廉价的劳动力，还应当考虑当地的自然环境、工人素质及生产管理条件是否符合。所以达利立刻取消了在越南投资建厂的打算。
而这个决定，也正好让他们避过了越南金融危机这一劫。如今，达利(中国)有限公司的生产工厂仍设在杭州和广州。“国内高技术的生产工艺，更符合高品质产品的需求。”费建明说，虽然去年的利润增长率从15%下降到10%，但近两年内他们还是没有在海外的投资计划。尤其在未来的两年里，纺织行业一旦经过结构调整后，国内将更有利于纺织业的生存发展。
浙商杭商因谨慎而免灾
其实早在两年前，对于越南，浙商早已蠢蠢欲动。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说：“据我所知，从去年开始，浙江大概有上千家企业曾到越南做过实地考察，并有建厂的计划。”除了廉价的劳动力，作为东南亚的物流枢纽，同时又拥有丰富的港口、矿产资源，都是吸引浙江制造商投资的理由。
但是，据了解，现在真正在越南有建设项目的浙江企业却为数不多。“浙商看重商机，敢于冒险，但是又相当谨慎。”除了实地考察，浙商对于一个大工程投入的酝酿期可能会长达一年。“不是说现在这里可以赚热钱，我就可以马上投入进去。”这次越南发生金融危机，浙商团队所遭受的波及微乎甚微，而且主要是温台商人，“我认为，浙商成功地避过越南金融危机，谨慎的态度是保命之道。”
此外，记者还从杭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了解到，去年，杭州企业在海外投资的39个项目里，越南只有2个。而今年1月到5月的26个海外投资项目里，越南只占到1个。
对此，杭州市外经贸局为期望在海外投资的杭州企业支招：第一，企业要有充分的风险调研。这包括当地的经济风险与政治风险。第二，企业要融入当地的文化环境，尊重当地员工的习俗信仰，避免不必要的冲突。第三，企业要充分熟悉当地的产业链，要依据当地的生产环境和产业渠道等因素，切实考虑是否适合自己企业的发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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