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可以考虑加大纺织服装等行业退税力度

　　2008年10月25日，由中央党校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和《理论视野》杂志社主办的“全球金融风暴与中国经济”理论研讨会在中央党校召开。来自中央党校、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工商银行等单位的专家学者5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出发，全方位地分析了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实质及其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探讨了这次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及警示，并进而提出了保持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周茂清研究员认为，中国不能因美国次贷危机而停止我们资产证券化的进程，但不良资产证券化应该慎行。美国次贷危机表明，不良资产证券化可以分散风险，但不能消除风险。另外，过度依赖不良资产证券化还会诱发商业银行放松经营管理，从而导致更多的不良资产，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我们应该以慎重的态度推行不良资产的证券化。消除不良资产主要应该依靠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不能把证券化作为处理不良资产的主要手段。同时，我们要大力培育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并加强监管，要完善、整合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监管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方福前教授认为，美国金融危机让我们重新反思供给和需求的关系这一经济学中的根本问题。他认为，就短期而言，凯恩斯主义往往是正确的 就长期而言，则萨伊定律有其合理成分。他还认为，此次危机之所以会演变为一次全球性的危机，是由于国际货币体系以美元为主导造成的，危机要求世界各国考虑重建一个竞争性的国际货币体系，可以两、三种货币作为主导货币。不过，重建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长期过程，现在条件还不完全成熟。

　　中国当前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要转向扩大内需为主。经济形势今年变化很快，从国内、国际形势来看，还没有经济形势好转的迹象，中小企业倒闭和失业增加问题比较突出，对实体经济影响很大。我们不能过于乐观，要吸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宏观经济政策要及时转向。现在保增长是第一位的，通胀不是大问题，我们应从增加公共工程投资、结构性减税、增发长期国债、扩大居民消费尤其是低收入者和农民消费等方面着手，扩大内需。在提及救楼市与救股市之争时，他认为后者更重要，因为股市低迷会影响到大批中小投资者，侵蚀他们的消费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陈忠阳副教授认为，美国金融危机不会改变西方金融市场发展的方向，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也不会改变。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分析此次危机，研究西方金融规则，从危机思考中国金融体系、金融市场的建设，汲取教训。具体来说，有以下问题值得思考：金融衍生产品的经济功能是什么 资产证券化发展采取何种路径 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如何开展 信用评级制度如何建设 如何按巴塞尔协议方向发展金融监管，并避免其局限性。

　　中国人民大学杨万东教授认为，在反思此次金融危机教训的同时，要警惕反市场化的倾向，中国应当认识到危机是由于美国虚拟经济发展过度、失去控制而给全世界带来的经济灾难，是市场机制不健全产生的严重后果和必然性纠错，这不能成为反市场化的理由，我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

　　财政部财科所苏明副所长认为，面临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一步我们要更多地依靠财政政策，进一步加大力度，尽快出台一系列政策，应对形势。要综合运用各种财政手段，包括税收、预算、国债、投资、管理等手段，配合金融政策和其他手段，来改善经济形势。在税收方面，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减税是一个方面，只提减税是不行的，要减轻企业负担，使企业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出口退税政策要加大力度，要有差别，可以考虑进一步加大纺织、服装、高科技、农产品加工等行业退税力度 要考虑给予中小企业更优惠的政策 加快出台资源税，要研究环境税、能源税、碳税等等。在赤字国债政策方面，从长期看，需要压缩和控制赤字和国债，但结合当前形势，可考虑适度提高赤字和国债。在财政支出方面，要明确方向、重点，优化结构，扩大内需，支持中国经济增长。在财政管理方面，要提高预算透明度，做到法制化、规范化，要扩大预算覆盖范围和政府采购范围。

　　中国人民银行崔永博士认为，当前，在全球性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我国国民经济正面临着进一步转型的需要，迫切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加快经济转型步伐，有效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保障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

　　第一，积极推进大规模减税计划，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在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和国内经济下行风险不断加大的情况下，与其通过增加政府部门投资以延续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如通过大规模减税以增强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的自主决策能力，刺激非政府部门的消费和投资。为此，当前需要积极推进以增值税转型为主的一揽子减税计划，削减政府部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促进经济的顺利转型。

　　第二，积极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转换财政收支模式，增强政府部门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和积极性。这要求我们加快现行税制改革，在形成相对合理的税制结构基础上下放财权，上收义务教育、农村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事权，压缩投资补贴、直接投资等投资性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强化预算监督。

　　第三，积极推进放松管制改革，提高经济自我调节能力。经济转型并不能简单地依靠政府部门财政政策和财政管理体制的调整，最终要依靠市场力量的自发调整。为此，应按部就班地先后从加强市场建设、放松价格管制、加强市场监管三个方面着手推进放松管制改革。